【名家观点】李延保 | 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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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
李延保 教授
作者简介
李延保（1942-），男，安徽寿县人，教授，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巡视工作特聘顾问，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评估研究。
引用本文
李延保.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及实践[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24（5）：1-10.
摘要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推进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决心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不懈追求。中国现代意义大学发展较晚，且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基本上是教学型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向近现代大学转型，“211工程”开启了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近些年来，结合国家“双一流”大学建设，一批学校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学校发展的战略目标。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中国高校呈现群体发力现象，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制定发展规划和推进校内综合改革双轮驱动成为学校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二是政府主导的各种评估、评审、评级等强制性举措是中国高校快速发展的外部推力，客观上也促使学校建设的核心内涵不断充实，办学水平不断提升。但目前依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效缺乏基于大数据跟踪分析的绩效评价；二是中国高校虽有“211”“985”及“双一流”之分，但大学发展的同质化现象仍未解决，许多学校尚未找到体现大学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特质的个性化发展之路。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走创新型大学发展之路。创新发展没有固定模式，创新型大学不是“型号”，不是“标签”。创新发展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乃至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要求，创新发展的关键是要思想解放、理念创新、敢于实践。
关键词
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内涵；历史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正文
什么是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我国，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推进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决心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不懈追求。本文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解读我国创新型研究型大学概念的提出以及我国高校建设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和追求。
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一）我国世界一流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建设是在国家民族需求关系进程中发展的
我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在时代需求中诞生的，主要以学习模仿西方大学为特征。中国现代意义大学发展较晚，官方认定的第一所现代意义大学是1895年10月2日成立的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第二年改为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在教学上全面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分本科和预科，学制各四年。另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是我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他们的诞生是伴随着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的压榨与侵略，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愿望中应运而生的。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政府内部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1872年派遣了首批官派留学生，之后又陆续派出三批；民国时期，大批有志青年远渡重洋留学国外，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在政治、科学、教育、技术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于教育而言，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为古老中国带来了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早期回国学者中既有中国铁路、矿业等行业的开山之人，也有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在教育领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引进西方大学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和科技知识，如姜立夫这位南开大学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数学所及中山大学数学系创始人，1920年从哈佛回国后，出任中国科学社算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席，与胡明复共同主持审定算学名词。虽然中国数学历史悠久，数学词汇自成体系，但基本上限于初等数学范畴；虽然现代数学内容与分支陆续介绍到中国，但译界不相联络，所译名词、人各不同。因而，制定一套准确而统一的中国现代数学词汇成为十分迫切又意义深远的工作。他们的这项工作持续了8年，至1938年正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数学词汇《算学名词汇编》。
除此以外，早期回国学者主要引进的是西方大学的组织形式，特别是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一书中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渊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1]
反观西方现代大学，其直接源头是欧洲的中古世纪大学。其中，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建于1088年，有“欧洲大学之母”称号。在欧洲大学早期发展的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教学体系，比较多地讲授数学、天文学及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重视逻辑推理的科学思维训练，并逐步使科学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培养的不仅有官吏、神职人员，也有工程师和医生等。而中国旧式教育缺乏对数学和科学理论的研究和传承，使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得不到强大的理论支撑，发现或发明只是停留在应用技术层面，并没有发展成科学的原理，缺乏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是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西方大学经历近千年历史发展成现代大学，坚持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实行自由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洪堡理念是西方大学从中古世纪大学发展到现代大学的分水岭。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要以学术来修身、大学教育要直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等理念完善了大学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三大功能。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着眼未来、引领社会”、建立“前瞻性大学”是大学应承担的教育责任、学术责任、服务社会与引领社会前进的责任。这些观点已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共识，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办学理念。我国虽然现代意义的大学发展较为迟缓，但也在民族需求关系的进程中不断发展与完善，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发展尤其迅速，虽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成效显著。
（二）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基本上是教学型大学，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较低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基本上是教学型大学，教师多是本科毕业留校的，成规模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很晚，教师的科技创新能力普遍较低。而有规模的自主博士培养是1981年才开始的。为了取得国际上对我国培养的博士生水平的认可，第一批挑选了著名大学的少数名师指导的数学和计算机软件研究生，经过高层次专家组的答辩，授予了18位博士学位（见表1），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博士学位授予仪式。自此，开启了我国成规模的博士学位教育。现如今博士教育规模逐渐扩大（见表2），当然也带来了质量和水平的忧虑。
（三）我国大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近现代大学转型，大学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功能得以强化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批改革开放后被选派出国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先后回国担任了高校的领导职务。他们在留学中亲身体验到，西方大学历经千年发展成现代大学,具有高水平的学科和科研，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他们回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许多大学领导不遗余力地从提升大学教师的科研能力着手，选择突破口、切入点，着力改革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这个阶段，许多高校为提升学校的科研能力和教师的学术水平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例如，以高水平论文为核心，抓学科建设。南京大学曲钦岳校长提出“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教学、科研共同发展”[2]，并且要求每位博士生必须发表两篇SCI文章才能拿到学位。在曲校长的强力推动下，南京大学连续七年SCI位列全国高校第一，学科建设水平、教师科研能力都迅速提高，此举影响全国。虽然后期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有“唯论文”之嫌，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却是有力的举措。到2011年，我国SCI文章总数已名列世界第二，高被引论文数量（即被引用次数居前1%的论文）已达到世界第六，以至于发表SCI文章已不再是重点大学追求的目标。据谷贤林在《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一流大学建设》一文中的数据，1997年我国高校被SCI收录论文总数为6 759篇，而哈佛大学当年就有8 432篇。我国当时1 038所高校中仅有334所高校有SCI文章，其中102所仅有1篇[3]。又如，浙江大学“文革”后全校的院士数是零基数。路甬祥校长以“发展研究生教育”为契机，提出：“有了博士生就有了科研课题、科研经费，也就会有科研成果和优秀的教师资源。”[4]因此，浙江大学抓住一切机会和手段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其规模后来居上，一度比其他同类高校高出一倍以上，使得浙江大学的学科布局，特别在理科博士点及国家重点学科的竞争中都取得了主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也得到了提升。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都未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行列，但经过学校多年的努力，如今走到了国内高校前列，他们就是瞄准了强化大学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功能，抓住了基础，抓住了关键，自然也就抓住了机会。
（四）“211工程”开启了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
20世纪90年代初的“211工程”，国家开始提出面向21世纪，建设一百所重点大学的目标，后来又改为重点建设一百所大学。但当时由于投入经费有限，先期纳入建设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三年投入1.8亿，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各1.2亿，另外，通过省部共建扩大到其他一些重点大学，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南大学等，但经费也只有6 000万。用今天的眼光看，当年高校办学经费、办学条件惨不忍睹。当时有的学校在 “211工程”预审的规划中，把建设目标定位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任国家教委有关领导批评说，投入这么点钱，三年就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简直贻笑大方，谁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不去进行预审。以东南大学为例，在国内作为重点理工科大学条件已经算是较好的，学校1998年预算近3亿元，但已欠内债和外债达1.2亿元，学校财务长期在高额负债下运行，大量占用学校代管经费。如果合计报表，用国家拨款去冲抵内部财务的话，学校已经是身无分文，资不抵债，而只能是借用科研经费留存和各单位包干结余的经费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但规划的发展目标总要有些前瞻性，于是有的学校提出建“研究型大学”，对这种提法，开始也有争议。后经来访的美国著名大学领导介绍美国大学的分类，包括“研究密集型大学”，又根据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会对美国高等学校的分类方法，“研究型大学”才被纳入“211工程”建设学校的发展目标。
虽然“211工程”开启了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但我国至今也没有公认的大学分类标准，“研究型大学”条目沿用的是美国大学分类标准。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教育学名词”中，只有“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及“研究型大学”三种。其中，“教学型大学”条目，指以教学为主要任务，主要履行本科或本科人才培养职能的高等教育机构；“教学研究型大学”介于“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之间，兼顾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协调教学和科研两大任务的高等教育机构。
（五） 结合国家“双一流”大学建设，解读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涵
当前，一些大学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总的趋势呈现出：“985工程”学校都以“双一流”建设世界一流或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211工程”学校和省部共建类学校多数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本科院校或单科、多科性大学以“建设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为目标。
分类推进高水平院校建设对重点大学来讲，需关注在国际学术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对多数大学来讲，关键是要贴紧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产业的新技术和主战场，增强契合度和渗透能力，在服务国家、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取得明显成效，并对同类高校的改革具有示范性的效应。其中，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其关键词是地方性、区域性、应用型、示范性，并取得明显成效。
在本世纪初开始的“985工程”最初方略中，教育部发文认同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只有九所（即C9），其余“985”建设学校只是提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但“双一流”建设开始后，一批学校都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学校发展的战略目标。但何谓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不同高校乃至全社会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对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民间一直有两个基本的参照标准：一是像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等这些曾经拥有对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科技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师、学者和校友的名校；二是能拥有多名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学校，有人甚至给出了数量标准，如能产生10名以上诺奖者的学校。但现实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始于1895年，直到1905年才废止科举制度，正式结束了旧式教育，而诺贝尔奖在1901年就开始颁发。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重点大学才开始了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直到本世纪初，中国高校的科研经费和办学条件才逐步有了较大的改善，而涉及基础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的大科学工程和国家实验室的建设也只不过是近十年左右的事。因此，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当看成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推进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决心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不懈追求。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学时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要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5]在前期“十二五”“十三五”和“双一流”规划与建设过程中，一批“985工程”建设大学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努力方向，其中，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分阶段的建设目标；二是以国际可比指标作为学校标定的建设世界一流的目标。例如，清华大学2020年要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2030年要迈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部分学科达到世界顶尖水平；2050年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办学声誉获得世界公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2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优势学科进入世界前列；2030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主要学科达到世界前列水平；2050年整体水平稳居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北京大学提出到2018年实现20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其中一半进入1‰，学校排名进入全球前30位。浙江大学提出到2015年争取15个学科进入ESI前1%，7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00位，其中3个进入世界前50位，1个进入前20位。上海交通大学提出到2020年实现学校排名进入世界50强，20%主干学科跻身世界30强。到目前为止，这些目标多数已经实现，但大家心里很清楚，中国的大学距离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尚有不小的差距。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个全局性、系统性、历史性的建设过程，关键在于内涵的建设和提升，即便是这些显性的可比指标，也只能作为参考而已。
全球大学排行榜，美国的和英国的都有各自的判断标准，差异性就很大。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在全球5 500所大学中排名1 000所，中国有12所进入百强，内地6所，其中清华大学15位，北京大学23位，上海交通大学47位，浙江大学53位。而美国世界大学排名中心（CWUR）发布的2018-2019年世界大学排行榜，在前100位大学中美国有51所入围，中国成绩最好的北京大学从上年度54位跌到92位，清华大学从65位跌到98位。要注意到，每一种大学排行榜其背后都有新闻传媒背景，很难说没有政治偏见的选择。我曾开玩笑讲，中山大学要搞一个排行榜，其检验标准是中山大学必须排在前几名。
今后的规划，可能会更重视在世界学术组织的领导席位以及各学科学者的世界排名，更关注拥有世界学术水平前沿的学者。
在“十四五”规划建设中，不再把西方大学排行榜，也就是不再把西方大学作为中国一流大学的唯一标准，更在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际学术前沿、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是对中国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内涵的历史认识。
综上所述，我国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涵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从学习模仿西方大学，从崇拜西方大学排行榜和评价指标，到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需求，扎根中国大地办我们自己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可以说是从单纯注重世界一流走向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走出了我们自己的路。
二、中国特色是新时代建设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内涵
2020年“十三五”规划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得以实现。2021年3月5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此同时，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2035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我国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应当与之同频共振。
（一） 我国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呈现出中国特色的系统定力
高水平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社会服务、国际合作、文化传承及组织保障等方方面面，近二十多年来，在政府加大投入并提出更高要求的形势下，中国高校呈现群体发力现象，有了更高的追求，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制定发展规划和推进校内综合改革双轮驱动成为学校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学校的发展规划体现的是目标导向，明晰了每一阶段学校的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及实施方略；综合改革突出的是问题导向，举全校之力解决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难题及薄弱环节。
把实现规划目标的“硬建设”与调整完善学校内部治理模式、治理体系的“软建设”结合起来才会相得益彰。如学科建设曾经历改善学科环境、建立学科特区、构建交叉学科及新学科的学科平台、创建科研、产业协同创新机构等，这些都涉及到大学内部人事制度、内部学术组织架构、对外合作模式等方面的改革和调整，必须建立新体制、新机制，以完善校内治理体系和管理模式。对此，许多学校都有新举措，体制的改革为规划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第二，政府主导的各种评估、评审、评级等举措是中国高校快速发展的外部推力，客观上也促使学校建设的核心内涵不断充实，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如有更多学校对教师聘任实行分类管理和“非升即流”的长聘机制；对教师科研水平的评价标准也在不断改变，从重论文数量、科研经费到逐步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包括成果的效益、科技服务的满意度等。当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对不同岗位也会有不同的评价要求和标准。例如，清华大学原校长陈吉宁提到，清华大学把科研工作水平分为四个档次：国际学术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国际学术前沿，不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是国际学术前沿，但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是国际学术前沿，也不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第四档科研项目，即使经费再多，学校也不予支持。
第三，人才培养及教育教学改革成为每所大学建设的重中之重。世纪之交以来二十多年里，我国本科专业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有三次较大的变化与发展：一是从以培养在某一领域具有精深知识和较强专业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为目标的专才教育，改变为“按照拓宽基础、淡化专业意识、加强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的思路整体设计教学计划的宽口径教育”[6]（P25）。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教育宗旨中突出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增加通识教育课程。在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中，往往表述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动手能力较强、素质高。二是结合“双一流”大学与学科建设及“十三五”规划，突出“学科交叉、协同创新”和“学科交叉、跨界培养”。教育宗旨中，强调尊重学生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将教学与学习的中心转移到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上来，为学生提供分层次、多样化的培养方案，努力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这阶段的特点是在前沿或应用领域、交叉学科中设立专业方向，通过专业方向系列课程等形式组织教学，培养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中，如北京大学2013年提出：“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7]”；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提出：“制定最小化的培养方案，实现最大可能的自由度，提供最多可能的选择[8]”。三是国家强调大学教育必须回归本位，高度重视立德树人；同时，作为新工业革命时代，大学本科教育也将迎来全新的革命性变化。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人才培养模式定位中，把价值引领放到首位，在专业认证和学生学业考核中把学生成长成才的成效作为衡量质量的标准，进一步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如清华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定位为“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9] ；上海交通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定位为“知识探究、能力建设、人格养成”[10]。
第四，现代科技革命催生了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标志的新经济，这种变化影响了对人才的需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渗透到各行各业，对人才的要求相应产生了变化。“新工科”的提出即是对这一变化的回应，代表了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教学形态的转变，从强调专业系统知识教育为主的教学形态向实现学科交叉、跨界培养的教学形态转变，单纯掌握某一领域的知识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需要；二是教学体系的转变，从强调“宽口径、厚基础、严要求”的专业教育模式，向整体设计未来应用型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转变，从而构建多模式、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课程体系和教学环境，着眼于提高学生适应变化的能力和创新潜质，构建体现个体差异，确定不同需求的灵活、开放的教学体系。
（二）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对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效缺乏基于大数据跟踪分析的绩效评价。以至于全国高校虽然经历了两轮本科教学工作的全面评审，但是仍然回答不了国家所关心的立德树人的成效问题，也很难准确回答社会所关心的人才培养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潜质的问题。
第二，中国高校虽有“211”“985”及“双一流”之分，但大学发展的同质化现象仍未解决，许多学校尚未找到体现大学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特质的个性化发展之路。原因很多，其中评价体系单一，过度强调规范而忽视不同学校的差异化发展及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过分关注ESI学科和学校排名都是重要缘由。
第三，在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未找到高校的准确定位。中国大学从总体上讲还没能进入到社会发展的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向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11]。为此，每一所大学都在思考自己的学校为进入到社会发展的中心能做些什么？客观地讲，中国还另有两支强大的科技力量，即庞大的科学院系统和日益增强的产业自身研发力量。王恩哥院士从中国科学院调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最惊讶的是北京大学多年积淀的实验设备总值还抵不上科学院物理所的设备总值。中国科学院不仅有充裕的科研经费，同时还拥有高度集成又相互支撑的科研体系和研究人才。清华大学原校长陈吉宁谈到，清华大学在每一学科都有一些优秀的教授、学者，但也只有一二十个人，很难去承担国家重大攻关课题。中国高校虽然学科齐全，但集成度差、形不成合力是普遍现象。像华为那样，能围绕芯片和5G产业汇聚全世界成百上千优秀的数学专家、化学专家、物理专家，拥有五六万科技人员，在全世界布局十几个研究中心，利用全世界优秀的科技人才来共同攻关，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每年投入惊人的研发经费，这对每一所高校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而如华为这样具有强大研发能力的企业正越来越多。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曾讲到，科学院先导项目分成三类，其中A类面向国家重大需求，B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C类和企业合作,解决卡脖子问题。而且，在工程化、产业化方面要和企业、地方紧密结合，把创新链、产业链等有效连接起来。近年来，科学院把围绕芯片总体发展涉及的三十几个应用理论和技术创新问题，作为全院招标的研究课题，足以显示其强大的科研实力。任正非最近和C9学校领导对话中也谈到，大学要着眼未来二三十年国家与产业发展的需要。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应该往天上走，不要被这两三年的工程问题所累。国家需要出更多的尖子人才和交叉创新人才，要努力让国家的明天不困难[12]。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江苏华西村用5公斤黄金贴华西塔的金顶，并没想给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去搞科研；过年摆万人宴请在华西务工的外地人，也没想请大学的教授和学者。问题也许值得大学去深思，那就是大学是否为他们做了什么。今天也一样，无论科技前沿问题或是重大工程问题，高校的作用还是不被人们看好，中国的高等学校要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必须走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这是十分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坎”：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内涵提升之跨越
创新发展是继改革开放之后当前使用最多的词汇，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行各业都在创新发展的理念下寻找新思路、新举措。尽管目前中国大学还缺乏世界学术前沿的学者、大师，缺乏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缺乏牛津、哈佛那些名校的国际声誉。但从中国高校的发展和进步不难看出，这些都会有的，只是有待时日而已。当前，随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科技进步的阻挠和封锁，应当更加坚定我们扎根中国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信念，而且不仅要参照西方一流大学发展的路径和标准，更要有我们自己的创造和创新。中国高校创新发展有两个“坎”必须要跨越：
（一）学校的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路，找准学校的历史方位，办出学校的个性和特色，走出同质化发展的坎
中国的大学多数是有个性的，但往往被同一性所掩盖，办出学校的个性和特色，关键是要形成学校学生和老师身上的特质，成为社会公认的学校办学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是共性的追求，但实现的路往往是个性的，每所学校都必须对此有所创新，即成为高水平创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5]
首先，大学的办学理念、治理模式和激励机制要有利于培育学生创新精神、创造力潜质，并拥有一支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
大学是永恒的，大学是以人才培养为本位的。这是大学不同于研究所和产业的优势和底蕴。大学要让国家的明天不困难，就要努力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下功夫，形成浓厚的创新氛围。钱学森对加州理工学院学术风气的评价是，你必须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这正是加州理工学院内在的文化精神[13]。又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采用近乎无为而治的开放模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师生都热衷于安静地做学问。对学生制定最小化的培养方案，提供更多可能的选择。在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下，学生可以找学校任何老师请教和讨论任何问题，学生的成才率很高。据报道，当前世界化学材料学科排名前五位的学者中，有三位是他们的毕业生。
科学发现需要有创新思维的底蕴。技术发明、社会服务同样要有创新精神和实践的能力。以浙江万里学院为例，作为一所民办大学，从入学教育起，就把“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当做教育理念灌输给学生。重视学生的养成教育和人格培养，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自信、自尊、自强、不怕挫折和失败的精神。学生“只要有想法，就给你平台”，培养了一批社会创业的精英。作为二本的毕业生却成为了宁波市最具活力的“双创”群体。
其次，学校要努力创新保障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我们都知道，陈寅恪先生是以淡薄名利、追求做真正学问的精神，才筑起了一座后人难以超越的学术巅峰。以此为标杆，中山大学2003年推进的人事制度改革中，有一个评价标准，提出若改革方案对陈先生这样的学者拿不到校内最高津贴，改革就是失败的。对学术水平最高的学者不能简单用论文数量来评价。学校有几位教授，大家公认学术水平是校内同学科最高的，但是近期发表的文章很少，照样拿校内最高津贴。同时，连续六年不去用“称斤称两”方法对他们进行考核，如数学教授朱熹平六年中，没有发表一篇SCI文章，但他完证了“庞加莱猜想”。
（二）高水平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必须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更大的贡献，要进一步跨越学校门坎，走向社会
一所大学不能对国家发展及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作出切实贡献，就永远进不了社会的中心，更成不了高水平大学，更不用说是世界一流大学。当前，对绝大多数大学来讲，都需要贴紧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产业的新技术主流和主战场，增强契合度和渗透能力，在服务国家、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明显成效，这需要结合学校自身特点，创新发展思路。在这个过程中，校企合作就是一个坎。应当讲，高校领导都是很努力的，政府也很给力，出台了不少文件支持校企合作。教育部和工信部联合发文启动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引企入校，鼓励学校向企业派出“科技专员”，促进课程与技术发展衔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要继续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要由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等，而且，在高校已建设了14个前沿科学中心。广东省政府鼓励领军企业建设一流研发机构，创建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及实施产业链协同创新计划，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每所大学都要用创新思维迎接新挑战、新机遇，并努力参与其中。例如，北京电影学院现在已建立起和电影产业链完全对接的专业学科体系，学校专业和学科的发展和电影产业发展相伴相生，成为电影产业不可或缺的一所大学。又如深圳华大基因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不仅科研成果突出，走在国际前沿，他们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的基本经验是“以项目带人才”，人才培养模式实行“2.5+0.5+1”，即后一年半在华大基因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并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进入到学术的前沿。
实业发展也给我们以启示，例如，我们要向义乌小商品市场学习，盯住每一件小商品，做成精品，吸引世界客户。我们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要紧盯一些“高、大、上”的问题，也要看到国家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空间。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阶段，其核心问题是要把国内产品质量提升到国际标准、国际水平。但现实情况是高校与企业仍然存在无形的“墙”，校企合作仍然存在机制不够、科技成果转化难、大学生实习难等问题，仍然存在校企合作缺乏长效机制的普遍现象。
结 语
正如“革命具有阶段性”，我国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涵也是在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中逐步丰富、发展和完善的，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新发展没有固定模式，创新型大学不是“型号”，不是“标签”，是有个性的。一旦固化出“型号”就不是创新了。创新一定是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的个性。创新发展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乃至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要求，创新发展的关键是思想解放、理念创新、敢于实践，不断突破前进道路上的沟沟坎坎，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之路，这个历史过程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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